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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流浪魔童稱王中國電影攀登之路尚需攻克堡壘

  2019的中國影市再創票房新高,至截稿前,年度總票房達到了631億,已超過2018年的全年票房(607億)。這一年,中國影壇出現太多的票房奇跡,春節的《流浪地球》,暑期的《哪吒之魔童降世》,國慶的《我和我的祖國》,年底的《少年的你》,每一次橫空出世都像是預示一個嶄新的未來,但細細想來又似乎是難以復制的曇花一現。這一年,總票房創了紀錄,全年投到影院上映的總影片數比去年多出100多部(不完全統計:2019年589部,2018年404部),票房百萬以下的電影達300部,兩相對比,總票房的輝煌立刻變成了殘酷與蒼涼,無數炮灰從銀幕前匆匆飄過,中國電影路還長。

  2019年剛開始,春節檔就給了內地市場一個大大的驚喜,其中最驚喜的部分,就是郭帆執導的國產科幻電影《流浪地球》,該片最終總票房達到了46.76億,如果不是暑期的“哪吒”神兵天降,那麼《流浪地球》會一直把年度票房冠軍的寶座坐到年尾。

  除了超出期待太多的票房成績,《流浪地球》有著更大的象征性意義。眾所周知,科幻題材一直是中國電影的短板,影史百年,真正意義上的科幻電影寥寥無幾。尤其在當今高科技高概念為主的世界影壇,優質的科幻片幾乎是電影工業的標尺,近幾年中國電影市場高歌猛進,但常常是爛片出奇跡、小片發大財,僅僅能體現中國觀眾的胃口太好、神經太粗,卻很少有影片能真正証明中國電影的工業實力,從去年的《紅海行動》到今年的《流浪地球》,分別在戰爭題材和科幻題材這兩個最需要工業科技支持的領域,証明了中國電影夢幻般的擴張中,並不隻生產泡沫,也長出了幾根傲骨。

  因《流浪地球》的瘋狂,以及同屬春節檔的類科幻題材《瘋狂的外星人》大賣(22.09億,年度票房第六),加上還有幾部科幻電影在今年定檔,人們再一次喊出了“中國科幻元年”到來的口號。但歷史無數次告訴我們,口號常常是用來打臉的,這一次依然如此:暑期檔上映的科幻影片《上海堡壘》,雖然名導明星匯聚,也同樣改編自知名科幻IP,卻遭遇了口碑和票房的全面崩壞,豆瓣評分不到3分,票房剛剛過億。劣質特效與更劣質的故事讓人們瞬間清醒,《流浪地球》的橫空出世,只是証明了我們擁有了某種化腐朽為神奇的可能性,但這種可能還遠遠不是常態,甚至大概率是曇花一現的孤例,我們有了幾根電影工業的骨頭,但還不足夠能支撐我們真的站起來,更別說往前跑了。

  和《流浪地球》的瘋狂相比,暑期檔的《哪吒之魔童降世》(下文簡稱《哪吒》)更像是一次電影市場的魔幻表演,空前絕后,無與倫比。連續放映3個月,《哪吒》最終票房49.98億,雖然沒能跨越50億的關口,但依然成為2019年中國電影年度票房冠軍,這是中國影史第一次國產動畫片奪得年度冠軍,除了動漫過於發達的日本,全世界其他任何國家也很難復制同樣的奇跡。

  同《流浪地球》帶來的“科幻元年”口號一樣,《哪吒》也引起了所謂“國漫復興”的希望,中國動畫遠比中國科幻處境更為復雜,畢竟作品的數量要多得多,也有過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時代的輝煌,而近幾年的“三大”(《大聖歸來》《大魚海棠》《大護法》)產生過不小的反響,但歸根結底仍是失望大於希望,正當人們意識到改編自中國傳統神話的動畫漸漸走入瓶頸時,《哪吒》跳了出來現身說法,原來不是傳統題材不行,還是你拍得不對。

  與之映照的,是秋季檔的口碑動畫《羅小黑戰記》,雖然票房與話題度遠遠不及《哪吒》,但8.2分的豆瓣評分和《哪吒》幾乎不相上下。而在文本上,《羅小黑戰記》則完全走的是“師夷”路線,從畫風、人設到劇情都借鑒了眾多的日漫特色與游戲框架,連番劇連載到劇場版外傳的創作模式都與日本動漫相近。

  《哪吒》是中國傳統底色上綴幾個好萊塢亮片,《羅小黑》是日本動漫套路中夾帶一些本土私貨。可喜的是,完成度都很高,但放眼未來,哪一個才是國產動畫真正的明天?或許,兩個都是,也許都不是。

  青春殘酷物語《少年的你》成為2019年最后一部話題大作,命運多舛的該片幾經撤檔,最終才搭上國慶檔的末班車“突然”上映,結果憑借強大的口碑與演員關注度佔據了整個十一月的影市焦點,最終以15.54億總票房闖入年度票房榜前十,造就了2019年最后一個觀影熱潮。《少年的你》無論在題材、影像,還是人物塑造上都有著銳氣逼人的表現,涉及了之前國產電影極少涉足的領域,導演曾國祥在《七月與安生》之后,再次展現了勇敢與才華,隻憑借兩部獨立執導的長片,便一躍成為香港影人新生代的代表。但他,還是顯得太孤單了。

  在2019國產類型片中,香港導演們依然擁有優勢,但除了曾國祥之外,大多數更有資歷的香港知名導演還是選擇保守地自我重復和自我壓榨,邱禮濤的《掃毒2天地對決》、林德祿的《反貪風暴4》、文偉鴻的《使徒行者2》、葉偉信的《葉問4》、程小東的《誅仙I》、王晶的《追龍II》都各自取得了相對理想的票房成績,但在這些影片中幾乎看不出任何創新精神和進取態度。上一代香港影人北上之后,憑借專業刻苦的付出在內地市場贏得了一席之地,但其急功近利的市場眼光和投機式的創作態度也漸漸暴露得愈加明顯,總用“老把式”來完成任務、掙快錢,好似一條走向慢性死亡的羊腸小道,對當今的市場,或許是個有益的補充,對中國電影的未來,則更像是飲鴆止渴。

  周星馳導演的《新喜劇之王》,是2019開年爭議最大的一部影片,6.25億票房在春節檔競爭中全面落於下風,豆瓣口碑甚至不及格,但即使如此,部分影評人年末依然把它列為年度最重要的電影之一。影片故事單薄,故步自封的情況非常明顯。但我們又不得不承認,周星馳的自我重復,和多數香港影人不一樣,他嬉笑怒罵的背后,總有對小人物靈魂上的針砭和一以貫之的悲涼與殘忍,相比較王晶、邱禮濤等人一貫的精於算計與粗糙,《新喜劇之王》竟成了2019年最具“作者味”的一部香港電影。

  小人物、現實主義題材,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影壇,曾有著百花齊放式的展現,到如今,一部描繪小人物的優秀現實主義題材作品,卻成了一種可遇而不可求的艱難幻想。去年《我不是藥神》給了市場一劑強心針,——原來中國觀眾喜歡看的不隻有喜劇和動作,還有切膚之痛的現實圖景。2019年現實主義影片的蒼白匱乏又一次提醒了我們,就算群眾需要,你拍不出也是白搭。

  《新喜劇之王》《地久天長》《平原上的夏洛克》與《四個春天》分別代表著現實主義電影分散在2019年影壇夜空上的四顆小星,它們或單薄、或冗長、或太過淳朴,或詩意過盛,都是目前偏重商業電影的市場中難以容納的那類。但其分別涵蓋了現實中老百姓生活的不同側面,從城市到鄉村,從過去到現在……對人世間存在的規則、潛規則和歷史傷痕,甚至命運本身,發出了一點微弱的質疑與嘆息,這讓盡是輕浮與套路的2019中國影壇,顯得不再那麼荒誕和虛妄。

  201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這也讓2019成了國產主旋律電影的大年,《我和我的祖國》(31.06億)《中國機長》(28.96億)《烈火英雄》(17.01億)都進入了總票房榜前十,《攀登者》(10.93億)也排在了第14位,這是久違了的盛況。更重要的一點在於,這些影片受到觀眾的追捧,並不僅僅因為紀念日帶來的情懷效應,而是這些影片較以往的主旋律電影,在風格、角度和藝術表現上確實踏出了更明確的一步,在對商業元素的拿來主義方面,也更加大膽和靈活。

  這其中,《我和我的祖國》是一個特例,這類拼盤式的短片集是中國影史上絕無僅有的一次嘗試,竟然收到了絕佳的效果,雖然各個短片質量良莠不齊,但不同導演風格化的特色都有所發揮,顯得花團錦簇,滿足了觀影體驗。而且,每一個導演都沒有選擇大團圓式的虛情假意,都在不同層面留下了些淡淡的憂傷與不滿足,從而產生了不同程度的真摯意味,那一個個小人物也因此有了靈魂。

  《烈火英雄》《中國機長》《攀登者》這三部影片有些共同點,首先它們都由擅長打造商業電影的香港影人完成﹔其次,這三部電影都是傳統的“英模”類主旋律電影,並分別套上了災難片、冒險片的框架。其中,《中國機長》之所以能在國慶檔票房大戰中完勝《攀登者》,很大的原因在於,它並沒有糾結於災難發生時的情感輸出,影片前半段冷靜詳實地,如同紀錄片般對片中空乘人員“業務打表”展示,立刻吸引了觀眾的注意力,從此沒再走神。導演劉偉強找回了《無間道》時期的冷峻與嚴肅,也從而給了觀眾更真實的體驗。

  相反,《攀登者》則顯得過於激情四濺,本來嚴謹科學的登山歷程,李仁港導演選擇了他慣常使用的“武俠”套路,反物理學的飛躍斷崖,超級英雄般的神力拯救,加上刻意的愛情營造,讓觀眾產生了觀看“神劇”般的違和感。主旋律電影曾經的最大弱點“高大全”,在商業類型加持下,竟然變成了“更高、更大、更全”,如此失去理性的極端化處理,是其后所有主旋律影片進行商業化改造時,最值得警惕的前車之鑒。(撰文/禾言數據整理:新京報記者 周慧曉婉 滕朝 李妍)

  “2018新聞傳播學院院長論壇”11月10日在廈門大學舉行。人民日報社副總編輯盧新寧,福建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秘書長梁建勇,廈門大學黨委書記張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吳岩等與會並致辭。

  由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的第五屆世界互聯網大會於11月7日至9日在烏鎮召開。本屆大會以“創造互信共治的數字世界——攜手共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為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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